[摘要] 万丰居民们认为，穗丰苑所在地块被万丰村委低价出售，经过数次转手之后由接盘者建成房产出售。一位自称不算太富裕的村民称，目前的万丰村里，密集的高楼大厦到处可见，这些小产权房都是以统建楼名义建起来。小产权房拯救了万丰村，但也成为此后村民与村委矛盾的爆发点。
集体经济与小产权房
时间圈定在200 4年。这一年对深圳万丰村来说，是一个前后命运泾渭分明的节点。
万丰村曾经是农村股份制改革和工业化厂租经济的先行者，以“南国村”闻名遐迩。然而近十年，这个村庄的命运与前二十年迥异。一方面经营上对外的屡屡失利，一方面股份公司管理混乱无序。村集体江河日下。到2004年时，万丰村内部厂租经济低迷，外部债务缠身，内外交困让这个曾经辉煌的村子濒临崩溃。
同样在20 0 4年，房地产市场在范围内开始趋热，万丰村也适时切换至“小产权房”模式。但“小产权房”在给村官和合作带来快速暴利的同时，却未必给万丰村集体带来等量齐观的。
小产权房拯救了万丰村，但也成为此后村民与村委矛盾的爆发点。本身就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加之土地贱卖和分配的悬殊，终村委下台、政府介入，但既往矛盾仍未解决，后续发展仍不明朗。
从全局看，20 0 4年是珠三角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切入地产开发模式的节点。此时伴随着集体土地的多样化处理，空间巨大，但流转过程充满了灰色地带。在产权不明的状况下，上
位法规和缺位，城市中博弈定输赢，掀起一场土地瓜分盛宴，乱象频生，有人欢喜有人忧。
对深圳来说，这一年曾掀起“全面城市化”的高潮。农民身份自此消失，但十年过去，已没有农民的深圳仍然处于城市与农村博弈的过程之中。
土地“半城市化”留下小产权空间
2004年不只是万丰村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深圳城市化的一个关口。
在2003年底，深圳提出，用当年四季度到2004年全年的时间，对深圳进行“第二次城市化”，将当时宝安、龙岗两区的“深圳的27万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完成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让深圳成为我国个告别农村的城市。
之所以说是“二次城市化”，是因为1992年，深圳已经有过一次“城市化”，但当时考虑到历史原因、基层稳定以及发展的需要，特区外仍保留了镇的建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
2004年，深圳市出台《深圳市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土地管理办法》，要求按照“工商用地指标100平方米/人、居住用地100平方米/户、公共设施用地200平方米/户”的标准，给村集体划定非农建设用地，共为46 .72平方公里。
在此之外的建设用地，按理说应该属于政府了，但实际不然。目前深圳近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掌握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也即当年政府没能从原住民手中将土地国有化。
对深圳集体经济颇有研究的一位街道办工作人员房先生(化名)介绍，深圳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年间一直针对村集体土地制定政策，但到90年代时，政策就基本失效了，因为发展需求超出其限定时，村民甚至村委自身会采取违章建房的方式自寻出路。
2004年的“全面城市化”，是他认为详细的政策安排，也试图理清各方边界。包括村集体、原居民个人可保留的土地和建筑面积。但因政府补偿不到位或村集体的抵触，这一计划的实际推进遭遇很多阻力，后续基本名存实亡。判断依据是对集体土地“产权未明确，管理无效果”。
目前深圳官方对村集体手中近400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房屋大部分定义为“历史问题违法建筑”。大量处于模糊地带的土地，政府既不认为它们是合法的集体土地(尽管事实上是村集体掌控)，也没有给予国有土地的身份。
这种现状，已成为同时制约深圳原农村和深圳市发展的瓶颈问题。对村集体来说，土地房产无法入市流通；对市政府来说，已经无地可用，但这些“小产权违建”既拆除不了，又无法按合法价格支付更新改造的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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