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3月底，中国主要省份和重点城市陆续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国五条”的实施细则。各地细则普遍被指措辞含糊，在为关键的二手房买卖20%个税如何征收的问题上缺乏可操作的方案。这不禁又让人想起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慨叹。
上述假设是否成立，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在精英治国体系下，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利益诉求的体现。
如果地方官员重要的利益诉求是仕途的发展，现有的自上而下的问责体系理论上可以设计出一套评价考核体系，通过人事的奖惩、任免保证意志在地方得到有效执行。郁建兴和高强的研究发现，组织部试图通过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转变行为模式。
但是，在评价考核机制中，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都是容易度量的“硬”指标，而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方面都是难以量化的“软”指标，缺乏客观的评判标准和准确的信息来源。其结果是，很难对地方官员在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上的政绩进行衡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仍然在地方官员的考核中占据主导地位。
此外，从近年来查处的各地官员腐败案件中不难发现，地方各类工程项目与官员自身的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利益的诉求也是地方官员更关注经济发展，更热衷于多上项目的重要原因。
如果无法改变地方官员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单纯地加大财政分权难以从根本上转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从逻辑上说，在集权体系下“不听话”的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在获得更多的财权后变得“听话”。加大反腐力度固然可以消除地方官员不正当的经济诉求，但无法彻底解决自上而下考核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笔者认为，转变地方官员利益诉求的关键，需要实现从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转变。在“对下负责”的体制下，不需要复杂的干部评价体系，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就业、社会保障、、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将从无法度量的空洞指标变为重要的核心依据。在现有的体制下，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对同级政府的监督职能，是现实的解决途径。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需要“开正路、堵邪路”，即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同时清理地方融资平台，以此达到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化。笔者认为，在缺乏自下而上约束的情况下，“开正路”的同时未必能够“堵邪路”。
中国现行的《预算法》颁布于1994年3月，之所以不允许地方政府赤字和举债，应该与建国以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地方过热的现象密切相关。但如果地方的赤字和债务水平由决定，一旦地方基建所需的资金不能得到完全满足，还是会求助于地方融资平台。而如果地方的赤字和债务水平由地方自主决定，就需要一个功能上更加强化、职责上更加具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完全依靠地方的长官意志。
(注：本文作者寇志伟是上海重阳管理有限公司宏观分析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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