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日，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武汉的陈卿将自己因拆迁而分得的35套房，改造成一家社区养老院，引发媒体关注。网友感慨：他本可以当一个“吃房租”的“土豪”。
对于陈卿这样的年轻人，有人造词称其为“拆二代”。
广州也有“拆二代”，比如回迁猎德村的年轻人，便因分得几套乃至十几套住房，被人称为猎德“土豪”。但这种靠租金生活的人毕竟是少数。
近段时间，记者走访了几位广州不同地区的“拆二代”，他们有的暴富，也有的生活如常，他们的生活因物质丰厚发生着变化，而更多的时间，也和你我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
“以前耕地，现在耕屋”。这是不少广州城中村居民的口头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不少城中村告别了原有的耕种模式，开始过上了当公、婆的“翘脚数钱”生活。
是位于广州城区越秀、海珠、天河的几个村子，除自住房屋外，他们中有的单户人家少则一两套房，多则十多套同时出租，并且靠炒楼买房为生。租金月收入从1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在五羊新城寺右南二街的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有时下午中介员工会给一个从门口进来，身上衣着不起眼甚至寒酸、背着无纺布袋的老年妇女毕恭毕敬地倒上一杯水，再让她坐下休息一会。
直到老太离去，中介公司老员工会告诉新员工，不要小瞧这个“老阿姨”。这个老太是的猎德村村民，手上拥有十多套房源。老太这两年的爱好就是不停地倒腾5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
在天河跑马场的一家五星酒店国际自助餐厅，中午时间，这里超过100元/位的自助餐厅的景观位早已被占满。
就餐时间刚开始，批花螺、长脚蟹、三文鱼、羊扒，就几乎被一帮师奶和中年阿叔模样的人瞬间秒光。
不少次来吃饭的商务客人会抱怨，这个场景一点也不像五星饭店，而像是廉价的KTV抢吃自助餐。
偶有外地来的客人，会向餐厅经理投诉，然而投诉往往没有回复或是遭冷眼，因为这里是一家石牌村村民的午餐据点，不少靠着房租生活的该村村民，都爱中午在这里聚会，往往的位置也留给了这些熟客。
“拆二代”三态
较早的“拆二代”：
低调暴富遇烦恼
相比猎德村和石牌村村民，广州某村村民的“耕屋”时代来得更早，受益深，也更加能体会到由于房屋带来的烦恼。村民低调，加上改造周期较长，该村的“暴富”较少人知。
老樊(化名)是该村村民，堪称较早的“拆二代”，目前他的家族在广州拥有房产超过10套，月租金数万元。
老樊感叹，是时代让该村的村民赶上了好时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位于广州市的该村就开始了城中村的改造转型。当时，该村将村中的部分土地转给了多家国有单位，同时置换到了离该村的另一片土地。
真正让该村村民尝到财富甜头还是在近15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2000年年初，由于广州城市扩张，该村置换的新土地又接连两次被征用，后又被置换到其他地方。
在某种程度上，老樊财富增长速度较缓。然而，财富也带来了烦恼与问题。在该村，富裕的20年来，有人嗜赌，有人吸毒，有人把年轻孩子送去国外留学没有学好，还是回到广州来啃老。也有的人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整日饮茶打麻将度日。村子里有些人家，因为坏习惯，已经开始缺钱。
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些人家，开始面临从祖辈传下来的耕地财富如何从“拆一代”转给“拆二代”的问题。
村民中，有的成立了家庭公共基金，有的请来了公证人员和律师，甚至有的家庭开了长达一年多的家族协调会，至今还没协商完。
老樊出国去了，但他的家族仍在为财产分配问题争执不休。
上进的“拆二代”：
开车去咖啡馆打工
25岁的阿聪是猎德村村民，但他不太愿意被人称为“拆二代”。
2007年，猎德村正式拆楼、建新楼。这段时间，阿聪家族共20多人，在村中以1100元月租租下一栋楼，等着隔壁建高楼。那时，阿聪家五口人，每月可以领到约4000元租房补助。
家人偶尔在家算账，“拆迁之前，家里面积200多平方米，回来后，怎么分啊，还有分红有多少啊。”
阿聪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广州仔”，初中毕业后进入一家职习汽修，一学就是5年，“其实，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就算知道有新房，也不知道经济会有这样的改善，让我学汽修，只是觉得好找工作。”为了补贴生活费，阿聪职中一年级就开始到校外兼职。亚运来了，新楼也盖好了，阿聪全家做了一道数学题，这道题每个演算步骤，都让全家人欣喜异常。
在2011年5月，广东省政协一个调研组来到猎德村视察，时任村委书记李方荣在视察活动中说，猎德“靠吃祖业也把人养懒了”，他觉得，有些居民基本不外出干活，靠租金过日子，成了“二世祖”。“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我觉得不是大多数咯。”阿聪认为，不能以偏概全去看猎德的年轻人。
5年职中毕业后，阿聪被分配到广州一家汽车公司，到车间里做维修工，但做了3个月就辞职了。辞职后，又有一年时间，在一家电子厂车间，阿聪坐在流水线上，对着电表和各类电子元件不停重复。一年后，又辞职了，“太闷了。”实际上，此时，阿聪家的租金收入早就超过他的工资。
阿聪到一家连锁咖啡厅做起服务生，一直做到主管，“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还要在咖啡厅做服务生？我自己反而觉得可以积累一些管理经验。”
阿聪眼神机灵，脖子上戴了一条粗金链。家里买了一台七座保姆车，车牌刚上没多久，每天，他开着车上下班，在咖啡店穿上制服为顾客烹制咖啡。阿聪坦承，如今的工资只够日常开销，自己也想、创业或者继续深造。
不算富的“拆二代”：
“有套房就很好彩”
彪仔(化名)说，“拆二代不是个个都变有钱人的，比如我，哈哈。”彪仔的新家，和猎德村隔江相望。
这里叫琶洲安置新社区，由于是散户居民，彪仔一家没有加入任何经济社，回迁也不涉及其他共有资产的经营或者分红，“就是搬走，领补贴，回来抽签选房子。”
在2011年年底，收到回迁通知，对于回迁的新房，一家人一致决定给彪仔。由于彪仔一家很早就在补偿协议上签字，因此获得抽签优先权。
按赔偿方案，彪仔选择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面朝珠江。
彪仔在某职校毕业后，做过几份工，几年前成为某房地产中介的一名售楼先生。对于“拆二代”这样的称呼，彪仔有些意外，“我也算吧，但我们没有暴富。”
彪仔更说起工作中的不易，说售楼都是靠运气，有一次，带一个人看房，看了好几处，对方自己找到房东交易，不理他了，“说多了都是辛酸。”
对琶洲的新房，彪仔还是很满意，“现在在广州，能有这样一套房子，已经很好彩了，不然何时能买得起一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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