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被称为“限价令”的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许多大城市至今未公布，而已公布城市均未将目标定为“下降”，一律“小幅看涨”。
被称为“限价令”的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许多大城市至今未公布，而已公布城市均未将目标定为“下降”，一律“小幅看涨”。
2月16日到2月28日，各大城市限购令陆续出台，迄今已满一月，房价变化却并不明显。记者采访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限购短期也许有一定效果，长远看却调高了人们的“预期”。
市民虽然观望，但相信房价会大幅下降的人很少。
经过调查发现，在人们“高预期”背后，是“土地稀缺”、“房产暴利”、“人口大量涌入大都市”等几个关键词。
地价楼价日高、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互指对方拿了房价里的“大头”；工作、、医疗乃至“”资源聚集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称，这种聚集并非单纯的市场原因所导致……们说，如果这种发展模式和体制不改变，房地产开发不从源头的土地供应和资金供应上下工夫，那么努力终也许都将是“短期行为”。
温总理与网友对话时也曾表示，处理房价问题要分清政府应该管的事和市场应该管的事，充分利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合理作用……
在北京某IT企业工作的张蕾持续郁闷中。她在北京的时间累计已 过5年了，不过她还是买不了房，因为中间她曾经回家乡工作过一年半……张蕾的几个朋友也“被关在了北京城门外”，他们中有自由职业者，也有单位总部在外地的，社保缴交地都不在北京。
张某说自己和几个朋友作为“新北京人”，一直对国家调控寄予很大希望，“从2005就开始等，房价却越来越高，盼调控更严厉，发现自己成了被调控对象。”下一步“等熬到能在北京买房的时候，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得买，我不再期望能等来什么好消息。”
刘某毕业3年，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在北京近清理地下室的行动中，他被“限期搬离”，他认为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可是他目前不想离开北京。
“被关在了门外”无资格买房的人、有资格买房却买不起房的人、已经买房还款压力巨大的人很多，然而他们却都坚持要待在都市里，原因千差万别……
不能逃离的都市
某，国内某时尚杂志资深编辑，当年离开家乡头一晚，她对妈妈说“去北京看一下有什么机会，如果不如意，就再回来。”妈妈却坚决地说“出去了，就不要再想回来。”TT离开家乡已经8年，这句话还在耳边萦绕。
某目前住东四环外区，小区房子均价已 过二万七，这个价格是她目前无法承受的。某想过回到家乡生活，但发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在北京，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国际化的东西”、“新事物”，回到家乡，却发现周围的人每天谈论的，是家长里短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好像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同了”。
刘伊伟，国际IT企业上海分部工作人员。他前几天陪刚结婚的一对夫妻去看房子，他们的工作关系刚转到上海，买不了房，一路上感叹了无数次“不知道一年后房价又会是什么样子。”刘伊伟感觉“限购令同时打击了一批真正买房来住的人，职业的人前几年已经买够了。”但刘伊伟从来没想过要去一个二线城市。他坚持待在上海，理由很多：是工作，“小城市没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第二是，“如果我有了孩子，在北京上、在上海上复旦交大，只需要考到全市前几百名，如果在家乡就必须是状元才有可能。”第三是医疗，刘伊伟的父亲去年千里迢迢到上海治病，因为“这里有的医生”。同学孩子有病，也托刘伊伟在上海打听医院。
白某，深圳白领，因为买不起房，曾经在两年前试过回家乡发展，但终还是回到了深圳。“家乡是个县城，走进超市，发现超市里卖的东西‘很奇怪’，有很多与深圳超市里的东西完全不同品牌和种类的东西，买回去后，吃起来用起来都很不适应。业余生活很少，晚上过了8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爬山也约不到人。”半年之后，“坚持不下去”的白孝天回到了深圳。
曾某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流浪的歌手阿东告诉晶报记者，即使是睡桥洞他也要睡在都市里的桥洞。“好歹有一点希望啊，说不定哪天就被人发现了。旭日阳刚、西单女孩，他们如果不是在北京，不可能那么火。”
唐某，北京某网站工作人员，她目前买不起房。她待在北京的原因近乎一个悖论。她说自己身边有很多“文艺青年”，大家经常可以聚在一起聊一些“与现实无关的事情”，她很喜欢这样的氛围，而且在这样的聚会里她常常会忘记房子之类的现实问题。家乡没有这样的人群，工资很低，房子也已经比较贵了……
房价与空置率无关？限购会调高预期？
政府出台限购令的目标就是打压房价，有人讲过这样的逻辑：当拥有买房资格的人减少，供需发生变化。当房地产商或者者手里的房子需要出售却找不到买房人，房子就会“空置”，价格就会下降。
之前几年里，一些媒体有过类似的报道，比如在夜晚去楼盘数灯，只有20%或者30%的房屋亮灯，说明楼盘乃至该市的房屋价格可能下行。然而，这些“空置”楼盘的价格却一路上行……
经济学家许小年用两条微博对房价与供需和空置率的关系做了论述：“供需决定房价？错。预期而不是当期供需决定价格。房地产的国十条和新八条为何作用有限？只在当期需求上下功夫，预期的未来需求没变。未来需求由城镇化、婚龄人口、通胀预期等因素决定，‘十八条’对这些因素基本没影响，却改变了市场对供给的预期。
政策多变，地产商谨慎观望，开发速度放慢，未来供给下降。影响供给预期的还有18亿亩红线、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等。理解了预期，晚上就不必去小区数电灯了，空置率再高，房价也下不来。的空置率是多少？接近100%，谁买是为了使用？预期通胀和有限供给决定金价。”
黄益平，经济学家，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晶报记者近对他进行了专访，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虽然政府把房子定位成“消费品”，但是“并不是政府希望它是消费品它就是消费品的”，只要人们认为房价未来会变化会上涨，房子就是“品”，“单纯的限购给人的印象，是买房以后更困难了，资源更加稀缺了，开发商有可能减少供应。所以，短期也许会起一定效果，长期来看却调高了人们的预期。”
黄益平认为：“调低预期根本的办法应该是从供求曲线中间去想办法，比如扩大供应量，增大土地供应量、保障房建设，都很重要。限制需求，应该主要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手段许多时候有作用，但我们现在用的手段是直接限制市场进入，问题可能比较大。有些情况下手段可以改变情况，可现在的问题，一是限购可能调高预期，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这种限制伤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它的合法性、法理依据都值得质疑。”
而且，限制还可能导致别的结果：“从经济，中国经济来看，经济比较活跃、创新能力比较强的时候，都是流动性比较大的时候，因为个别的经济问题，把人的流动等全卡住了，这个比房地产市场问题本身还严重。”
黄益平认为，今日中国还是要以经济手段为主来解决问题，不能“有问题了就有走回头路，动不动还是手段解决问题，交通拥堵限车、房价高就限房。市场当然也可能失灵，也可能犯错误，比如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但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手段犯错误的时候更多。”
预期看涨的三个理由
各种媒体上，关于房价的各种观点和评论之多，晶报记者也采访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数十位普通市民，认为房价还可能继续上涨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期判断，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条理由：
一、许多地方政府是希望房价上涨的，房价上涨可以拉动当地的GDP，卖地的收入也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房地产并不是一个“纯市场”、“竞争充分”的行业，因此有暴利。不止一位被采访对象反问晶报记者“你以为房地产是谁都可以做的行业么？你以为有钱就能拿到地盖房子么？”这些采访对象认为，作为一个竞争不那么充分的行业，行业内很容易达成“共识”。
三、众多人口涌入大城市，居住需求确实存在。北京的一对夫妇告诉晶报记者，夫妇俩在家乡的县城、城郊，各有两栋两套一共四处住房，“可那有什么用呢，回不去的我们还是得在北京买房。”他们认为，不断有新的人口涌入北京，就不断有新的需求产生。
那么，这些理由是否有现实基础呢？记者调查发现，理由一和理由二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互相“揭底”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浮出水面。
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真实收入？
今年的两会上，代表、深圳市市长许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深圳在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当中，税收占93%，所以深圳是靠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来推动财力的增加，“完全不是一个靠卖地来挣钱的城市”。
不过，从来看，许多地方也许并非如此。REICO工作室，由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和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共同发起成立，他们每年都会发布报告。2011年，REICO工作室发布报告称，2009年土地出让总价款高达15910.2亿元，同比增长63.4%，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3.22%。2010年，该数字达到了2.7万亿，同比增长70.4%。像上海，2009年是821亿，大概占到当年财政总收入的30%多。
2009年土地出让金占当年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的是杭州，到了70%，的北京也达到了23.9%。2007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的是武汉，高达86%，这是高的比例。“东部沿海一个镇”，该镇土地收入占这个镇可支配财政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的年份是2003年，占到了91%，的年份是2008年，占到了33.93%。
2009年，该工作室的报告称，房地产开发“总费用支出”流向政府的份额占49.42%。单个城市当中，北京流向政府的比例是48.28%，上海是64.50%，广州是46.94%。总收入中，政府的收入，占了37.37%。该报告还称，如果将政府的隐性收入以及各种非税收费等也算入政府所得份额，那么政府所得份额还会增加。
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当年对31个省（区、市）620个项目的调查结果，地价占房价15%至30%，平均是23.2%。而2008年城市地价监测结果显示，地价占房价的比例基本保持在20%至40%之间，29个重点城市（全部为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地价房价比均值为31.8%。
任志强在该工作室发布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大量的钱都不在我们的兜里，都在政府的兜里，70%多的比重，能把房价降下来吗？我觉得是做梦。”
对于房地产商自己的利润，REICO工作室称，虽然企业的剩余部分大概是26.14%，但因为开发时间都需要几年等问题，企业利润只有8%左右。
有地方政府官员指出，即使REICO的统计、计算都没有人为因素，这个数字也是建立在“100%自有资金”基础上的。也正如任志强面对记者采访曾承认的，“如果金融为10倍，那么开发商的利润就是80%！”不过任志强称目前行业的普遍情况是自有资金超过30%。而事实上，即使按照30%左右计算，开发商利润也超过24%。
同样以2009年为例，房地产沈晓杰有如下计算：2009年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时间应为2006年。2006年“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价平均值”为每平方米1681元。保守估计，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土地出让金价格比“主要城市”的居住地价低三分之一。新建商品住房的容积率再以1.8来计算，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楼面地价”，就只有623元。城镇造房的建安费，我们高估为每平方米1000元，其他的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城镇的平均费用我们推算为600元/平方米。
综上所述，2009年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仅仅只有2223元（大中城市成本要比这高。但房价水平更高，利润更大）。
由此计算，2009年我国城镇商品住房的每平方米平均获利高达2666元（已扣除经济适用房因素）。它表明，在我国城镇的商品住房的房价中，一半以上（超过53%）是开发商的暴利……如果把这类产品的暴利分摊到城镇居民的身上，相当于从每个城镇居民的头上攫取了2857元的超额利润。
而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称，国内房地产商的利润达到了150%。
一房地产评论说：“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可能都没有说谎，他们只是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在表述事实。土地财政、房产暴利、少数人的游戏，都不是传说。”
资源的非正常聚集导致“无法逃离”？
与土地财政、房产暴利、地产是少数人的游戏等说法存在争议不同，大量人口向北京、上海等大都市聚集，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北京统计局称，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为1755万人。有预测称，201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2300万，2020年将突破2500万。在上海、深圳等地，也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压力。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副主任袁崇法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房价虚高的背后是资源的聚集，这种聚集并不单纯是由市场规律造成的，这种聚集是否带来了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都值得怀疑……
袁崇法从大量白领“无法逃离”的困境开始分析：只能在北京找到工作机会，说明经济等资源聚集在北京；在北京能上好，说明资源聚集在北京；在上海能看到好医生，说明那里聚集了医疗资源。
在大城市的超市能买到好东西，在小城市买不到，一是因为低收入区域供应商不会把同样的东西送过去，二是因为许多产品生产基城市……之所以用户口作为限购标准，因为户口是一个制度，一个资源配置制度，、医疗、社保全部捆绑在这个制度上。
而大量资源都聚集在北京、上海等市，原因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不是完全根据市场机制来配置发展要素的，而是和权力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土地，大的城市就有权力可以搞大的工业园区；项目指标每年分配到省，省会，一级级往下；资金也是一样，比如市里有分行，县里就有支行。
中国地方权力的大小和城市的大小有很大关系，权力越大，积聚的资源越多，土地、项目、资金的安排都是跟着权力在走。”
而且，这种聚集并不一定有经济上的好处。人口聚集后服务成本肯定会下降，但资源性的东西，比如水、电、燃料，成本却可能增加，因为运输半径加长了。比如水，南水北调之外，北京现在要向缺水的山西、河北去借水，借水成本就很复杂……没有人搞清楚，北京用的资源，真实成本是多少。
北京的人均GDP是人民帮着做的。“的方式是让成本透明化，500万人的时候，水的成本是多少，一千万人的时候，水的成本是多少，算清楚。”
而一旦算清楚就会带来新的问题。“成本算出来后，大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不应该再靠权力去聚集资源了，即使大家都明白了这个，谁会愿意放弃自己手里的权力？”
袁崇法觉得“现在的改变都是小打小闹，也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以权限配置发展资源，时间很长，进入了观念，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高房价等一系列问题，不是管理水平的问题，而是战略设计上出了大毛病。
表面现象当然得重视，因为得救急，但是战略上的问题也一定要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再高明的领导也无法解决问题。治国的能臣、清官，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做战略调整的话，问题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终无法解决。
得在治本上做一些事情。比如资金、指标不应该再按级别配置，而是按效益去配置，虽然难度很大，但必须解决。北京其实做好政治就足够了，其它资源可以分散到别的地方去。”
“集体的欲望”单一，期待“小镇英雄”出现
炎，副教授，曾长期在美国生活，对美国文化、中西文化对比等有深刻研究。
炎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移民的政策逐渐严格，当时也曾经受到指责，被限制者称“是先上车的不让后上车的买票”。不过在同一国家内，限制从一区域到另一区域，炎还没有遇到过。
炎说，喜欢城市里的热闹，喜欢大城市的夜生活，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不同的是，美国的许多年轻人，在结婚成家后能够回归小镇或者乡村。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各种资源比较分散。比如纽约虽然聚集了很多经济资源，但是哈佛大学等资源却分布在各地，大学所在地是一个小镇乃至一个村子，有的大学所在地除了大学之外一无。金融类的高薪工作虽然集中，但在中小城市，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收入中等的工作，至于生活质量，“的超市几乎都卖着千篇一律的东西，小镇上也一样，没有太多的区别。”
而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类似的聚集，发展思路之外，炎觉得还有人们思维模式不同的原因。
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兴趣所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目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容易为集体意志所左右，要参加体育运动都参加体育运动、要上大学就都上大学，要考公务员就都考公务员。终，大家都要一样的东西，变成了“集体的欲望”，大家也就集中在能满足这些欲望的大都市。炎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缺乏安全感，怕被主流抛弃所导致的。历，也确实出现许多“枪打出头鸟”、“被主流抛弃的现象”。炎说，这个成了一个悖论，本身缺乏特立独行坚持自我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又往往成为牺牲品。
炎认为，现在需要一些英雄站出来，改变资源集中造成人们欲望诉求单一，人们的欲望诉求单一又造成资源进一步集中的恶性循环。比如在美国，哈佛是一个小镇、好莱坞也曾经是个小镇、还有众多的成功网站诞生在小镇，成功的小镇改变了资源的配置状况。信息网络如此发达，也需要一些人在中国，有勇气去小镇创业、生活，让更多人相信，自己独特的选择也可以成功也可以幸福。如果有几个这样的“小镇英雄”出现，局面或许会有所改观。（来源：房天下业内论坛 查看原帖）
【】广州上海公布房价控制目标 深圳沉默或有苦衷？
（来源：南方报业网）楼市新“国八条”要求各地今年一季度前公布当地房价调控目标。后天就是截止日期。昨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今年房价控制目标，但尚未终对外公布。
或选择3月发布
昨天下午召开的广州市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我市市辖区新建住房2011年度价格控制目标的意见》和《广州市2011年住房保障工作方案》，提出要遏制地价不合理上涨，有效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异常变动，并通过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促进房价调控目标实现。
会议通过了初步拟定的广州市房价控制目标，但具体数据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广州肯定会按照国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发布今年房价的调控目标。业内人士预计，广州很有可能是选择在3月发布。
调控目标被指成“目标”
截至昨日，已有超过40个城市公布了2011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被指“只提涨不提降”，调控目标实成“目标”。
合富辉煌市场研究部分析师黎文江分析认为，这是公众对“新国八条”的误解。他指出，“新国八条”只是要求各城市人民政府在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三个方面综合考虑，文件并未说要使房价降下来。
黎文江还补充说，除了上述三个原因外，土地成本、材料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这也在影响着房价。是可支配收入增长就意味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房价要和可支配收入增长挂钩，房价下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建议
广东中原地产总经理黄韬:就已出台调控目标来看，把目标描述成限定多少涨幅是片面的，如果制定涨幅的同时再制定一个跌幅底线会更符合市场规律，也不容易引起民众恐慌。
广州地产谢逸枫:目前各地公布的房价控制目标缺陷是没有考虑到人均住房支付能力。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目标时，将物价涨幅和收入增长水平都考虑进去。
广州地产谢逸枫:强令各地明确房价控制目标，有可能促使各地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去年有的城市就出现了暂时停止高价商品房登记、以减缓高档商品房对房价的拉动作用。房价统计要建立统一标准，以监督各地房价调控的实际效果。
提醒
合富辉煌分析师黎文江:目前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均为总体目标，如果仅指当年新建住房价格，将包括保障房和商品房，统计范围也包括市区和郊区。这样一来，“房价的结构性拉低，很容易实现地方政府提出的调控目标。”但无助于缓解城区的房价上涨压力。
上海
新建商品房价涨幅约10%
上海市政府厅昨日公布本市2011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2011年度上海市新建住房价格涨幅低于其年度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水平，新建保障性住房面积高于商品住房面积，居民住房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全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8元，比上年增长10.4%。
业内人士表示，该调控幅度大约在10%，目标极易完成，而未来商品房价涨幅一定大于10%。
各地看点
截至昨日，共有超过40个城市公布房价调控目标。
不过，很多城市没给出具体数据，而将调控目标跟“全市生产总值增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等挂钩，典型代表有济南、宜春、合肥、嘉善、肇庆等。
给出明确数据的城市中，则普遍将房价涨幅上限定在10%左右。如西安定在15%，锦州定在13%，沈阳定在12%，海口、昆明、岳阳、银川等市都定在10%。
宽松——— 榆树市规定，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增幅要低于2010年新建住房价格增幅，而后者高达50.5%。
“严厉”———兰州市规定房价涨幅不超过9%，丹东市则规定涨幅不超过9%-9.5%。在40个城市中，两地房价属较低水平。
模糊———贵阳市规定的房价调控目标是：不高于平均值。
【】3月底调控大限将至：多城房价仍纠结泡沫难界定
（来源：理财周报）3月底调控“大限”将至：多城房价仍“纠结”泡沫难界定，确立房价收入比体系很重要
“大限”将至，多城还在“纠结”
按照新“国八条”的要求，3月底将成为各地公布房价控制目标的“大限”，除了银川、太原、佛山、贵阳、昆明等少数二线城市已公布房价控制目标外，一线城市房价调控目标“千呼万唤不出来”，多数城市还在“纠结”。
“实际上，房价收入比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房价是否处于居民收入能够支撑的合理水平。”上海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研究员陈秀琴表示，房价收入比直接反映出房价水平与广大居民的自住需求相匹配的程度，是衡量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指标。
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指标。尽管如此，其合理范围却没有严格界定。
“但通过历年房价收入比的横向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居民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陈秀琴表示，重庆市在提出让本地居民家庭用6-7年的收入，就能买套住宅，其实质就是确立将房价收入比作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参照系，这也为目前还未提出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随着我国住房信息统计制度的趋于完善，建议和各地都应考虑将房价收入比列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标尺。”上述报告指出，至于合理区间，可以设定为在6-7，不同层级的城市可有所差异，比如一线城市设定为9-10等。
建立房价标准体系
数据表明，1996年至2010年，我国房价收入比在5.5-8.0的区间波动，其中的1996年为5.64，的2009年为8.03，2010年回落至7.76。
“总体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的3-6，但与1998年8.4的平均值和6.4的中位数相对接近。”上述报告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6-7是房价收入比的合理区间，2010年为7.76，接近合理，略偏高，房价尚无明显泡沫。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在2010年连续三波房地产调控之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数一二线重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却逆势上升。
“既说明了去年调控效果欠佳，又说明抑制这些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指出，在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每年平稳提高的情况下，造成房价收入比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典型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尤其是2003年之后，人口输入性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过快。
2010年，杭州房价涨幅达35%，深圳房价涨幅31.7%，厦门和北京房价涨幅则皆为29.7%。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0，存在一定程度的房价泡沫；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房价收入比相对较低，房价泡沫还不明显。”认为，由此反映出，去年以来国家重点调控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取向是正确的，只是调控效果不佳。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指出，降低房价，靠硬性打压不是长久之计。“我国确实需要建立一个房价标准体系，能够衡量不同、不同需求的人买房负担各有多重。”
“现在的房价收入比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数据。”金永祥认为，中国面临着差异明显、收入分配不均等复杂国情，一个仅仅描述整体情况的数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而房价标准体系的建立，则需要民间机构和政府部门联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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